编者按：

在湖南这块敢为人先的热土上，毛泽东留下了成长、成才和成熟的足迹，形成的人生观和方法论熔铸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本期专题以毛泽东在长沙、衡山、株洲的足迹为切入口，讲述他在城市领导发动人民敢闯敢干的故事。通过该组文章，勉励和鞭策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毛泽东一生都重视调查研究。从1911年离开东山高等小学堂到1927年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的这17年，毛泽东主要是在省会长沙求学、生活、革命。这17年内，毛泽东以长沙为中心，开展了数量众多、形式不同的调查研究。这些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活动，为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从事和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毛泽东在长沙时期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

1911年到1927年是毛泽东一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起步阶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经常利用假期，采用“游学”的形式进行调查研究。1917年夏，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采取“游学”方式，步行走访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的农村，行程近千里，历时一个月之久。他们沿途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了解各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会以学生的身份拜访私塾先生、当地的农民、商人、医生、小手工业者、学识渊博的名人等，观寺庙、阅佛经、查县志，调查农民起义事迹，写下了诸多笔记。此后，毛泽东又利用假期同蔡和森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在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的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情况，通过和农民一块干活、拉家常了解农民的思想生活状态。

毛泽东早期的调查研究活动主要是以农村和农民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但他也对工厂和工人进行过调查。他首先是通过办夜校的形式，和湖南第一师范附近的工人开始接触，并逐步认识到工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1918年冬和1919年春，毛泽东两次来到位于北京近郊的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了解工厂生产和收益情况以及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要求，深切地认识到，如果唤起工人的觉悟，组织工人起来斗争，就能形成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只是朴素地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但是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获得了最初的关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感性认识，认识到只有工人和农民大众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这为他后来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奠定了基础，也对后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早期的调查研究活动，使他能够经常接触社会实际，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社会、揭示真理、帮助寻找中国出路的重要方法，这在我们党历史上是具有独创性的。二、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建党初期，毛泽东比较注意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了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调查了京汉铁路工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和长沙泥木工人等工人群体的生活情况，并到安源煤矿考察，深入矿井工棚和工人共同劳动，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的痛苦和受压迫的情形，了解他们的思想、经济、组织和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经济、政治权利的要求和渴望。在全面掌握工人阶级基本状况的基础上，毛泽东成功领导工人取得了罢工的胜利。1925年，毛泽东因病回韶山休养并组建了中共韶山支部。这时，毛泽东将调查研究的重点进一步转向农村和农民，对韶山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农民对地主、富农的高地租与压迫的不满和革命要求，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关于农民生产生活的情况、农村阶级状况及各种社会情况等。同年12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是谁的问题，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北伐战争开始后，面对农民运动的高涨，为了反击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他广泛接触各界群众，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搜集了大量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指出：“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正是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初步提出了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调查研究的目的也更明确。确定选题、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完成调研报告成为调查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此外，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实际过程中还采取了多种调查研究方法，并以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得出的基本事实为依据，回答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总结出中国革命的基本路径选择。

毛泽东在长沙时期调查研究的特点

一、实践才能出真知——在本体论上确立唯物主义原则。在湖南第一师范开展“游学”时，毛泽东就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并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做了许多经典概括。比如，早在青年时期他就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把握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14日，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表示：“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种对调查现实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1930年5月所著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被精辟归纳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的发展动力，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够得出正确的认识。这句话强调了客观实际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实践去了解、去调查，才能获得真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准确体现。

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个时间节点完成了向唯物论者的重要转变。从此以后，在他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在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斗争中，毛泽东总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本原则指导实践，推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

二、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认识论上对传统知行观的继承改造。对知行观念的不倦思索和研究是中华民族传统认识论的一条主线。以孔子为代表的重“知”派，一生致力于求学传教（知识）。以荀子为代表的重“行”派，强调“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明代的王阳明试图克服知行分离的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知行合一”论。传统文化知行观的发展演变与宋代以来“儒学地方化”的趋势相互作用影响，逐步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文化特质的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毛泽东从小深受湖湘文化浸润，到长沙求学后更是近距离接受以岳麓书院为核心的湖湘文化“经世务实、学以致用”价值取向的直接影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经世致用的思想和行为成为那个时期毛泽东欣赏与推崇的对象。他们强调经邦治国、安民济世，积极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等主张，也对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1年至1927年毛泽东以长沙为中心开展的一系列的游学、调查研究，以及他对“改良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安那其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实践研究，都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精神。在发现某一条道路走不通时，他能从中分析原因，深刻反思，探寻符合客观实际的方式方法。也正是这一系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调查研究实践活动，促使毛泽东将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相互结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立足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对中国传统知行观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和发展，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从而把传统知行观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1941年，毛泽东依据革命实践的需要，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实事求是予以新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由此，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最重要命题。

三、在思想碰撞中，“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在中外比较中坚持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蕴含的一个重要规律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做好“两个结合”，需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时期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

一是在反对民粹主义的同时反对民族虚无主义。青年毛泽东生活的时代正是中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的时代，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运动后，中外文化冲突进入一个新高潮。纷纷扰扰的大时代中，毛泽东尽管年轻，却始终对中西方文化保持了正确的具体分析的态度。他曾这样回顾自己在五四时期的思想状态：“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他认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同时也承认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提出“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他亦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

二是在调查研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之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是毛泽东毕生的事业。考察毛泽东以长沙为中心开展的历次调查研究活动，无论是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相结合，还是从“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到“民众的大联合”再到“五湖四海”统一战线，或是更典型地将传统的作为考据学治学方法的“实事求是”赋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内涵，都体现出毛泽东“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的特质。

四、以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的价值观。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感也是青年毛泽东坚持开展调查研究的力量源泉。毛泽东长期深入调研一线和群众打成一片，听真话、察真情，善于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分析研究材料，透过复杂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规律，尤其注重以人民为中心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真正做到从群众之中来，到群众之中去，才能获得真实的资料，使调查研究工作有的放矢。他强调，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了解社会实情，必须做到“眼睛向下”，必须“甘当小学生”，以一种恭敬谦卑的态度向人民群众请教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近民心、察民情，从而制定出贴合实际、贴合群众的政策。

毛泽东通过早期的一些调查研究活动，格外了解农民，知道农民群众的力量，也懂得发动农民群众的办法。他不仅有着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态度，也讲究方式方法。最初为了接近工人，青年毛泽东常打着赤脚，戴顶草帽，穿粗布短褂，以便跟工人接近。为了调查粤汉铁路工人的情况，他曾在长沙火车北站的茶馆中，同一些铁路工人、搬运工人喝茶谈心，以朋友相待，虚心谦逊，了解工人的生活、工作状况以及政治态度，从而使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仅从理性上而且从感性上获得根本的改造。在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历史唯物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高度，开始重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明确地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正因为毛泽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尤其极为注重农村调查，他才能对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情形有着透彻的了解，才能在“众人皆醉”的社会氛围中，号准中国之脉，准确把握革命规律，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长沙时期调查研究的当代启示

调查研究是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根本途径，是克服主观主义的必要前提，也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因此，调查研究工作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并常抓不懈，这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之一。

必须持之以恒坚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谈不上决策和管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视调查研究为重要的传承之宝，这也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必备基本功。如果轻视调研，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党的事业便遭到损害甚至失败。当我们回顾党的历史时，不难发现，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并根据客观实际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这是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强调查研究，对于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须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始终要深入群众、深入实地、深入基层，才能真正获取最真实更全面的信息。毛泽东曾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虚心向人民学习，相信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才能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获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

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思想路线，坚持这一思想路线，就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就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方法和保证。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调查研究实践中汲取智慧力量，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铺平道路、夯实根基。

（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